自强不息 薪火相传

编者按今年是中央编译局建局45周年。45年来，中央编译局为编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翻译中央重要文献、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一代又一代编译工作者凭着坚定的信念和满腔的热忱，在这里奉献了和奉献着青春与智慧。他们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努力提高外文和汉语水平，同时广览博采，在人类文明成果的陶冶之下，养成了清纯的品格和高尚的情操。他们的生活简朴甚至清贫，他们的工作艰苦而又繁杂，但是他们感到充实感到幸福。这是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崇高而又美好的人生境界。许多中青年同志在老同志的言传身教之下也像前辈们那样淡泊名利、潜心钻研、笃学深思、自强不息，薪火相传。他们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党的事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表现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

走进中央编译局，咫尺之遥的繁华喧嚣如远在天涯。缀满院墙的爬山虎扎实而顽强地延伸着绿色。人们友好谦和，各自忙碌着。就是工作在这里的一批又一批甘于清贫、勇于奉献的知识分子，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列宁全集》（第一、二版）、《斯大林全集》三大全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正陆续出版；先后用英、法、西、日、俄五种外文翻译出版了《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著作选读》、《周恩来选集》、《刘少奇选集》、《邓小平文选》、《陈云文选》，以及历次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政协会议文件和其他重要文献；编译出版了一大批有关共运史的专题文集、文献资料、著名人物文集，承担了一些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研究任务。

编译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是一项宏大而艰巨的工程，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促使编译局的同志争分夺秒、如饥似渴地学习。长期持之以恒的学习使他们具备了胜任工作的才能。

张钟朴（马列部研究员）在1953年编译局成立时就投身经典著作翻译事业。当时他刚从北京俄专毕业，23岁，风华正茂。而今他已经68岁，生命中的2／3时光在编译局度过。周亮勋（马列部研究员，原马恩著作翻译室主任）从1951年起便投身其中，如今也是68岁了。40年来他们对马列经典著作的翻译事业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资本论》是马克思一生心血的结晶，经典中的经典，博大精深，翻译难度极大，稍有不慎便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他们知难而上，发奋学习，刻苦钻研马克思的理论以及前人的理论，努力掌握多方面的科学知识，从50年代进入编译局以来，他们每天晚上都坚持在办公室学习两个小时以上。从经济学到哲学，从社会史到科技发展史，只要工作需要，无不认真阅读原著，仔细查找有关资料。仅翻译《资本论》一书，为统一译法制作的卡片就有数万张之多。在译校《资本论》及其手稿时，周亮勋、张钟朴等人，还曾专门请教过修表老师傅、访问过清河制呢厂和北京造纸厂。关于福建茶叶的历史和运输路线，曾专门请教过福建师大的专家，等等。周亮勋作为主要定稿人，为这部巨著的问世付出了巨大辛劳，作出了重要贡献。近年来，周亮勋不顾年高体弱，笔耕不辍。他几乎独立完成《资本论》第一卷译文的修订工作。

谈到《列宁全集》的出版，不能不提到中央编译局原副局长林基洲同志，1982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我国自行编辑《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到1990年，洋洋60卷书，3000万字的第二版《列宁全集》终于问世。这其中凝聚了林基洲同志的全部心血。他精心策划，夜以继日带头苦干，把所有可以利用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十几年来的夜晚，他的办公室总是灯火通明。星期天和节假日机关食堂不开伙，他经常是一个馒头一杯清茶充饥后又伏案工作。超负荷，快节奏，高消耗的生活方式给他的体力和精力带来极大的损害，1993年7月19日他在办公楼里突然摔倒竟再也没有醒过来。林基洲同志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献出了自己毕生的精力。

事实上，林基洲、周亮勋等人只是他们的同龄人的一个缩影。时光染白了他们的鬓发，岁月在他们额头眼角刻下年轮，虽然清贫，虽然寂寞，但他们始终为自己能从事一项神圣的事业而骄傲。

一如惯例，中央把十五大重要文件的翻译工作交给了编译局；一如既往，他们顺利地、高质量、高效率地完成任务，并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评价。

江泽民总书记的报告3万余字，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思想深刻，是我党跨世纪的纲领性文件。要翻译成外文极为不易。他们首先认真学习并深刻领会文件精神，为保证译文质量，从初稿到定稿要经过10余道工序。翻译过程中，全体译校人员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字斟句酌、层层把关，并就有关词语和问题，相互讨论研究。经过二十几个日日夜夜的奋战，提前完成报告的英文定稿工作，确保了对外宣传工作的需要。

在此期间，全体同志牢记自己的责任，全心全意扑在英文稿的译、校上。王毓琳、庄绎传和徐梅江三位定稿的老专家常常废寝忘食。王毓琳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每天只能睡3－4个小时，但始终精神饱满地工作。英文处副处长卢敏为了工作，请母亲进京看孩子，几周内都未与母亲见面说上一句话。中直机关“十佳青年”童孝华正赶上分房、小孩入学等事，只好交给爱人去办，自己全身心投入工作。

9月18日下午，中央领导同志充分肯定了大家的工作，勉励大家继续努力，争取为党的对外宣传事业再立新功。

生活方式多种多样，人应该选择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一种。编译局的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并不鄙视物质生活，因为物质生活是基础；他们追求的是更丰富的精神生活，因为精神生活是更高层次的价值实现。

年逾六旬的胡文建（中央编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说，我的一生有过许多关键选择：当美国唐人街上的厨子，当教师，当舞文弄墨的小文人或文学翻译匠。但最终我在不满23岁时，选择了编译局。童孝华在商潮汹涌之际，从中山大学英语系毕业后选择了编译局，也就选择了清贫和寂寞。

7年前，尹庆军（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部副主任）结束了19年的学生生涯，带着北京大学的硕士学位，来到了编译局。报到时，全所人员包括已退居二线的白发老所长都出来迎接，亲自为他提箱拎包。“小伙子，外面的选择很多，来这里要坐冷板凳，不后悔吗？”慈祥的所长问他。“不悔”，他很自信地回答。然而时隔不久，他的这种自信似乎有了一些松动。虽然“君子不慕钱财”，却难以掩饰囊中羞涩的窘迫，学生时代的困窘要延宕到何时？难道在这种情况下凝神静气地从事自己选择的事业？随着时光的逝去，尹庆军的疑虑和困惑冰释在大家庭的温馨中。在生活和学习遇到难题时，总有温暖的慰藉和指导；倾慕已久的大学者们竟没有半点架子，哪怕是请教极细微的问题，他们也都放下手中书卷，耐心讲解；对他不成熟的译稿不厌其烦地改了又改。那种毕生难寻的良机在这里逢遇了。如今，他已经成为业务骨干。

鲁路，一位以论文《自由与超越》获博士学位的副研究员，迄今为止，已完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二卷的部分译文校订工作。目前，又开始全集第49卷的译文校订工作。他不认为自己从事的工作单调乏味，在任劳任怨完成各项工作的基础上，还积极开展与其相关的学术研究活动。今年5月，他被评选为第二届“中直机关青年岗位能手”。

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为什么编译局的大部分同志宁愿放弃更加优裕的物质条件，潜心在这里从事马列著作的编译和研究工作呢？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余可平说：我们没有许多单位存在的那种复杂的人际关系，没有形形色色的小圈子、小团体，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单纯而又热情。老一辈同志传下来的团结合作，埋头苦干，无私奉献等优良传统已经深入人心，领导和群众之间一直保持着亲切和谐的合作关系。